妈妈，我要上学去

妈妈，我要上学去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包括七十年代，经常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都说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家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上不起学。我信以为真，因为我没有生在那个社会，没有经历；因为我相信党、相信社会，相信大人不会说谎话糊弄孩子。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社会主义的春天，党的阳光雨露，应该是温暖的。可是我小时候却有着那么一段并不温暖的记忆。

      一个农民出身旧社会又没有读过几天书的爸爸被打成“右派”之后，被组织上送到偏远的农村，也就是去一个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久，妈妈带着我们孩子也去了爸爸劳动改造的农场，究竟是去生根开花，还是去脱胎换骨。
      我清楚记得，爸爸走的那天，下着阴冷的秋雨，我们一家人的心像秋雨一样的凄凉。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爸爸、妈妈和我们小孩子收获的是什么呢?是无可奈何，是欲哭无泪。
      秋后冬初的一天，天上稀稀落落地漂撒着雪花，被早来的西北风吹的上下乱飞。妈妈带着我们孩子离开县城，离开部长、局长大院，坐着三匹瘦马拉着的破胶皮轱辘车去找爸爸了。一路上，妈妈和我们孩子都没说几句话，只是相依为命地依偎在一起，木呆呆地看着远去的县城，看着一个又一个走近了又匆匆远去的小村庄，看着漫无边际的光秃秃的黑土地上留下的凄黄的菜叶、衰草，还有农民遗弃在地里的苞米茬子、高粱茬子，偶尔看见远处几头牛漫不经心地啃着路边的枯草，放羊娃甩着鞭子驱赶着雪白的羊群……
      天快黑了，我们才来到爸爸改造的农场。
      听妈妈说，这个农场还是爸爸从北京学习回来当农林水利局局长的时候筹建的，当时是为搞农业生产技术试验与推广，也就是现在说的科学种田试验基地，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变成了劳改农场，变成了改造自己的地方。
      这个农场并不大，有一个张场长，没有文化，大老粗，会种地。还有技术员、管理员几个人。家属也就五户人家，张场长、徐管理员、刘管理员、食堂做饭的魏师傅和我们一家，技术员是县农林水利局派的，春种、夏锄和秋收来指导指导工作，冬天就回县城去了。
      农场分两个院，东院吃住的是正在改造的“右派”，包括爸爸；西院是场部，还有几户人家，唯有我们家是“右派”家属。
      白天，我仔细地转悠了这个神秘农场，周围的村庄离这里都很远，最近的靠山屯村也有十五华里。一天一天的都看不见有外来人影。我们家是“右派”家属，也不敢去别人家串门、亲近，怕连累人家。我们也隐约感觉到别人总是躲着我们，只有张场长的老妈，我们叫张奶奶的还常常看看我们，跟我们说会儿热乎话。弟弟们还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没有学校去了，没有书读了，别说心里多难受了。我熬过冰天雪地的冬天，熬过大地回暖的苦春，一晃几个月孤苦伶仃地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了。
      一天，我鼓起勇气，不顾妈妈的痛楚，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去！”
      妈妈看着我祈怜的目光，无奈地低下头，说:“傻孩子，这里没有学校，也没有老师，你到哪上学去啊？”
      我说：“妈妈，我听说靠山屯有学校，我要去那里念书。”
      妈妈说：“妈妈何尝不想让你继续念书呀。这不，你爸爸改造呢嘛，要不咱们怎么能跟着发配到这个鬼地方来呀。还有啊，就你一个孩子每天去那么远的村子跑来跑去的上学，我真的害怕你再出什么事儿。”
      我说：“有啥事儿可怕的呀，我不惹事儿，我躲着事儿，放学早点儿回来，妈妈，不会有事儿的。”
      妈妈说：“再说了，你爸爸现在是‘右派’，那个村的学校老师还不知道敢不敢收你上学呢。”
      我说:“妈妈，你跟张奶奶说说，让张场长去跟靠山屯学校老师说说，我也不是‘右派’，我要读书，我会听老师的话的。”
      妈妈看我这样执拗，这样坚持，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张奶奶，求张场长。张场长毕竟曾经是爸爸的部下，还是爸爸把他提升的场长呢。好心的张场长亲自跑了一趟靠山屯学校，没敢说我是“右派”的儿子，就说是职工家属的孩子，他们就收了我。
      上学不久，张老师就知道了我的底细。张老师是女老师，三十多岁，长的很高，比一般女人都高出半头，短发，很黑很亮，端庄清秀，比我们县城里老师还漂亮。她和学校戴校长是一家。一天中午放学，张老师把我带到她家。一会儿，戴校长也回来了。不一会儿，她家女孩戴蕊也回来了。她们让我跟她们一家人一起吃饭，我说：“老师，我妈妈给我带饭了，我一会儿回学校吃，我不饿。”嘴说不饿，其实，肚子里早就饿了。张老师说：“周哲，你是不会说谎的呀，你听听，我都听到你肚子里在叫了，还说不饿。”我感觉张老师和戴校长是实心实意，也就不再推托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老师家吃饭，还没敢多吃，就吃了个大半饱，主要是怕她家戴蕊笑话能吃。张老师和戴校长告诉我:那天张场长来说送家属小孩上学，名字叫周哲，原来在县城里小学读书，我们就想到你可能是原来县里农林水利局周局长的孩子，因为农场那几户人家她们都了如指掌。她们说我爸爸是党的好干部，又不是知识分子，帽子肯定戴错了，早晚会摘帽的，这与你也没有关系，你还是个孩子。她们还让我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中午可以到老师家来吃饭，天气不好，晚上放学就别回去了，那么远，又没有一个人作伴，就留在老师家住，让我爸爸妈妈放心。那个时候，听老师这样说，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和温暖。后来，我又几次去过老师家吃饭，不过，都是老师硬叫去的。我没有在老师家住过，我妈妈告诉我，不能给老师添那么大的麻烦，也怕连累了好心的张老师和戴校长。
      那时，我才九岁。每天，就一个人背着书包到十五里外的靠山屯村小学读书。夏天和秋天，压着很深很深车辙的土路两边，都是一人多高的庄稼，高粱、玉米、葵花，就是谷子也跟我当时差不多高，前后左右包围着、淹没着。一刮风，呜呜地响，就像庄稼地里藏着坏蛋似的，我更怕有狼突然窜出了，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妈她还不知道，我就没了，我爸他也不能来救我啊，还在劳动改造呢……
      一天，下午放学，天阴着，老师说，“周哲，你别回去了，在老师家住一宿吧，万一在路上，下大雨怎么办，我也不放心啊。”我说，“老师，不行，我不回家，我妈她晚上不会睡觉的。”那时候，别说手机了，就是靠山屯村也没一个电话。当时我想，我要是天黑还不到家，我妈会以为我叫坏蛋害了，或是叫狼给吃了呢，她会疯的，一定会疯的。我妈要疯了，我们怎么办，我弟弟还小呢。我倔强地走了。就像老天故意要害我似的，路上下起了大雨，就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一道闪光，一个炸雷，好像冲我来的，有时就在我身边闪着响着。我没有雨伞，没有雨衣，连一块塑料布也没有，浇得像落汤鸡一样，全身衣服早就湿透了，使劲儿地裹着胳膊、大腿。我光着脚，一只手拎着一只鞋，怕把鞋弄坏了，那鞋是我妈一针一线在灯底下做的。一路上，我摔了好几个跟头，都记不清了，好在雨水又冲洗干净了，我妈不会知道的，她知道会伤心的。好不容易走回家，我妈正站在门口等着我，我心一酸，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哭了……
      妈妈紧紧地搂着我，我看见她也哭了，比我哭得还厉害……
      我最心痛的是，书包里的书和作业本，都湿得翻不开、看不清楚字了……

      写到这儿，我的眼睛又湿了。
      这不是旧社会的故事，而是新中国、新社会的真事儿，是我自己的真事儿。
      现在看见电视里报道的偏远山区的孩子翻山越岭地去上学，贫困地区孩子坐在低矮阴暗的教室里和残破的课桌前凝望着沧桑的老师，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往事，阵阵酸楚。
      建国六十多年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不能让岁月再给孩子们留下阴影和遗憾了。

[ 本帖最后由 guiguziabc 于 2010-10-16 10:01 编辑 ]

我们可以大方的免除非洲国家的债务
却无法给本国贫困地区孩子提供免费教育
这是怎么一回事？
悲哀啊

楼上的，因为我们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的大哥。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我看是国际SB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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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第三世界没有几个国家鸟天朝了,只有朝鲜,古巴几个小跟班了,越南都渐进民主了~
    有篇文章叫这种精神 国际精神病精神

[ 本帖最后由 jnjk007 于 2010-10-16 12:49 编辑 ]

咱中国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整天鸡的屁吆喝的比谁都响！看看现在的中国教育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子了，高收费这点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收费要这么高，现在农村还是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的，这是正在发生的事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事！国家的钱有多少是真正花在老百姓身上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国家给糟蹋了，再加上贪官污吏的贪污腐败，每年的公款消费我们再世界上是绝对能占据前排的座位的。这样的事情人们呼吁了多少年了，可政府在做什么呢？一直都是老样子，并且越来越严重。老百姓就是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谁能改变呢？也许只有我们自己能改变了吧，想期待政府的改变，大家就做自己的白日大梦去吧！冠名堂皇的言辞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听得都麻木了！

现在的教育就是一个产业 从高中开始到大学是要花大把钞票来铺路的 但是大学毕业了又能怎么样呢 社会上满大街都是大学 扩招是基本上人人都能上大学了 但是肥了学校毕业的这些人又能真正给社会带来什么回报呢 这个教育制度啊

其实很早就有这个疑问。咱们国家里面的穷人还很多。为什么要免除这个那个的债务呢。

中国政府就是SB，一个上海世博投那么多钱进去，这么多钱不知道可以供中国的学生读几辈子书了

教育产业化，害苦了老百姓，要想不受苦，只有改变身份，改变地位，要不然，是没有办法的。